旺報【記者廖慧娟／整理】高樓大廈林立的大陸城市，奢侈品牌隨處可見，但因為通貨膨脹加劇，收入在貧窮線以上、但不足以支持生活的「城市窮人」越來越多，漸漸成為潛在的社會動亂因素。

 全球奢侈品消費力，大陸排第二，但依據大陸社科院5日公布的《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.4》，顯示在天際線滿布高樓豪宅的都市叢林，陰影覆蓋下的地區，有高達5千萬、掙扎求生的「城市貧民」，再次掀起關於「貧民」標準、城市低保制度的話題。
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深入探討後，發現所謂的「城市貧民」與農村數百萬幾乎一無所有的貧窮人口相比，只算是相對貧困，但因他們生活在特殊地域，形成社會問題，更成為最近發生在各地警民對峙事件的「主角」，因而引發關注與討論。官民扶貧措施少 2010年第4季公布的資料顯示，大陸進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為2311.1萬；城市貧民常是享受低保人數的2倍多，占城鎮總人口比例7.5%至8%，以此計算，目前城鎮貧困人口大約是5千萬人，比2002年大陸首次提出「城市貧民」概念時多2千萬人。

但官方或民間對這群人的扶助相對不足，只能靠政府的城市低保制度（城市居民生活最低保障線的簡稱，是維護和保障困難群體基本生存權的一項根本措施）幫忙，社福資源明顯不夠，大陸社科院城市與區域管理研究室主任宋迎昌即發出預警：「世界各國都存在城市貧困人口，但對於轉型期的大陸來說，這一人群的態度會直接關係到一些重要的社會命題。」宋迎昌分析，目前城市貧民分為3類：最典型的是進城討生活的農民工，第2類是因國企改革、提前退休的職工，他們離職後因學歷、年齡等因素，很難再找到工作。第3類則是一部分剛畢業的大學生，被普遍稱為「蟻族」，收入不能支撐日常生活。

其中，來自農村的農民工是城市貧民最主要的來源。宋迎昌表示：「城市每年消化1百萬農村人口，這部分人裡有80%屬於貧困人口。」所以農民工的遷移也等於貧困人口的遷移；但在城市物價偏高的情況下，許多農村的殷實之家很難在城市裡好好過日子。因病而貧 難以脫困

 城市貧民的處境也因是否有城市戶籍而不同。宋迎昌表示，大多數有戶籍的城市貧民已進入40、50歲，還有10年左右退休，雖生活艱難，收入水準和居住條件都比較差，但還是能享受一些援助政策，如就業培訓、貧困救助補貼、廉租房等，沒有城市戶籍的貧民則少了這些福利。

 但有沒有戶籍，城市貧民都會因自卑而困擾，與城市裡高收入階層相比，他們總覺得好像是被時代拋棄了，容易導致對於公平問題的強烈追求，一旦突破底線，就可能會有超乎尋常的爆發。

 事實上，最近幾年大陸影響比較大的群體事件，有2個共通特徵：其一，大多發生在城鎮；其次，參與者中有許多和事件本身沒有直接關係的貧困人群。

 南開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主任關信平認為，同為城市貧民也有極大差異性，最窮的人多半因家裡有重病或者重大殘疾者，靠一己能力無法擺脫貧困，社會生活最不活躍，而當政府給予相應救助時，容易產生感激、不會有太多抱怨。

 住在北京市朝陽區麥子店的駱家就是典型「因病而貧」。1994年，駱鵬與父母搬來此地時，還是個小康家庭，可以花1萬多元買電腦；但10年前、21歲的駱鵬在學校的操場倒地、被診斷出罹患脊髓脊神經根炎（myeloradiculitis），下肢癱瘓後，駱家就陷入了愁雲慘霧。

 住院14個月，醫藥費高達12萬元，駱鵬花光家裡的積蓄，父母還向親友借錢，而且一度只靠父親每月微薄的700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薪水支撐，母親提早退休、在家照顧兒子，這個普通的家庭從此名列城市貧民。舉債供女子讀書

 在位於東三環與東四環之間，擁有第三使館區、燕莎商圈等鬧區的麥子店，駱家不是唯一因病而貧的家庭。2008年北京舉行奧運會前，麥子店街道辦曾委託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，調查轄區93個貧困家庭，發現2/3的家庭中至少有1名病患。

 報告指出：「大部分家庭有成員長期承受疾病和貧困的折磨，無法從這種狀態中解脫出來，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的現象非常顯著。」雖然93個家庭的平均月收入為1262元，但大多沒有足夠的醫療保障，導致生病的家人不能接受治療或選擇自行治療，有的則是尚未完成治療就主動出院，部分家庭也被迫向親戚或者朋友借錢，金額從1800元到7.5萬元不等。調查也發現雖然受訪家庭經濟壓力極大，但在31個擁有適齡子女的家庭中，16戶的家長深信知識能夠改變命運，仍以舉債的辦法供子女讀書，只是大部分家庭根本無力還債。